稷下南北论学会之后，名可秀的儒宗地位得到确立，此时，她才在《理学》报上正式发表新“格物致知”论和“体用不二”说。很快就被各大有影响力的学刊、报纸转载，如《稷下学刊》、《国学论刊》、《凤凰经学报》、《西湖时报》、《大宋太学报》、《湖湘学报》、《广府学报》、《成都学报》、《大周太学报》、《凤京学报》、《关中学报》，等等。
南北儒学界齐起震动。
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直接批判了程学的“人心与道心之别只在于‘觉于理’还是‘觉于欲’”。
二程认为“只有一个心，知觉从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故要舍人心而求道心，也就是“灭私欲则天理明”，这是程学精神的核心追求。
名可秀在阐论观点时，也辩证地评价了程学的这个格物致知的释义。
从正向来讲，程学的格物致知有利于存善去恶，克制人的私欲泛滥，有利于树立道德和致中和的大道。
从负向来讲，这种致知论消减了人心的物理认知作用，增加了道德认知的任务，故致程学“重心而轻物”，“重德性之知而轻物理之知”，使认知取向转向本心之内，对于物理世界的认知则不足。若将之用于治国，则使国家拥有精神而失体魄之强，必受外力之侵。就如“儒士遇上蛮夫，任你道心强大，一拳可击倒矣！”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种学说多了一顶名为“权威”的帽子。对普通的读书人来讲，争论学问那是学者们的事，他们还处在“学习、认知”的层次，谁的学问有权威，他们就信谁的，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在普通学子中接受面很广。
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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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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