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康是一个有基础病的病人。
他有肾衰竭，有晚期霍奇金淋巴瘤，现在又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三病合力下，他的生命一直都面临着巨大威胁。
而为了拯救他的性命，医疗组非常果断的对他进行了康复者血浆治疗方案。
而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康复者血浆上——孙立恩实在是没想到，状态栏居然能把自己的思路误导到这种地步。
很不幸，陈学荣医生一语成谶。那份康复者血浆里确实有不太寻常的东西。
这份血浆采于2月27日的云鹤市传染病院单采站，并且在经过处理后，第二天输入到了田康的血液中。
虽然，血站和生物公司那边对于血浆的捐献者信息保密，但孙立恩却很清楚这份血浆是谁的——27号当天，云鹤市传染病院单采站的捐浆者有且只有一位，那就是出院之前还专门和孙立恩合影了的钱国建。
钱国建在出院前一周还接受了一次托珠单抗治疗，他的累计托珠单抗使用量为1200mg。而根据之前的测算，800mg托珠单抗的半清除率约为23天。他最后一次接受托珠单抗注射治疗，再到康复出院然后捐赠血浆的时间是21天。换言之，当时钱国建体内的托珠单抗应该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他的血浆中的托珠单抗总量肯定大于600mg。
人体内一共有4000ml左右的血液，而钱国建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浆，也就是400ml。就算按照他体内当值的托珠单抗总量仅为600mg计算，两个单位的康复者血浆内也含有至少60mg的托珠单抗。
对于其他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而言，康复者血浆里有点托珠单抗虽然不算是好事儿，但比起血浆里的抗体，有点抑制免疫系统的单抗这绝对算的上是利大于弊。
但对田康来说……情况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假如伯纳德医生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导致田康体内原本因为血液系统癌症而膨胀的淋巴节缩小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人体免疫反应。
免疫反应导致肿瘤缩小的虽然具体机制仍然不明确，但无非就是这么几种可能——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介绍”下，人体的免疫细胞重新识别到了肿瘤。或者大量免疫细胞四下奔袭，然后在肿大的淋巴结里产生成了无差别攻击，而这种攻击恰好让田康的淋巴结开始缩小。
无论是哪种可能，这样的反应首先都建立在免疫系统的反应上。
而托珠单抗，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可以有效阻断白介素-6受体的单抗。虽然还不确定田康目前的淋巴结缩小是否和白介素-6介导的免疫反应有关，但接受这种完全没有征兆的免疫治疗，本身就意味着风险。
孙立恩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田康的病房，然后开始观察起了他头上的状态栏。
严格来说，状态栏并没有通过恶意的方法来诱导孙立恩的思维。它似乎还没有这么恶趣味。但同时，状态栏确实漏过了一个可能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他所有的接受三联疗法的患者头上，都并没有直接出现“免疫抑制”的字样，状态栏对于托珠单抗使用的反馈就是把患者头上可能不怎么明显的“免疫风暴”四个字变得更淡一点，仅此而已。
所以，现在田康的脑袋顶上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提示。就连那个“霍奇金淋巴瘤第四期”的状态，也一如既往的黯淡半透明。
孙立恩眨了半天眼睛，瞪得眼睛都有些干涩了，愣是没从状态栏上看出什么变化来。
该半透明的依然半透明，该跳动的数字仍然跳动，看不出是好转还是恶化。
事到如今，就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考虑一下问题了。
要终止托珠单抗的作用，那就得通过血浆置换的方式来进行。托珠单抗在人体内的代谢并不直接通过肝脏和肾脏，也无法通过利尿或者促泄以及吸附等传统方式来清除。而血透能够清除的分子大小一般在50纳米左右，对于这种尺寸一般不到10纳米的微小蛋白科里，只有直接进行血浆置换才能够达到快速减少体内含量的目的。
换句话说，现在的事情就是一个单独的选择题——进行血浆置换，还是就这么继续等着看看。
使用血浆置换，目的是为了保证田康似乎正在奇迹般好转的成人霍奇金淋巴瘤继续“奇迹”下去。而不用血浆置换，则是为了保证田康体内已经被输入的，来自钱国建的新型冠状病毒免疫球蛋白水平，以及他体内自然产生的、对新型冠状病毒高度敏感的抗体水平。
田康的感染问题现在基本不再需要担心——他已经在三天的连续三次核酸检测中表现出了咽拭子阴性。
按照之前的标准，田康已经基本可以考虑出院了。但现在孙立恩却不那么确定——在托珠单抗的干预下，田康的免疫系统是否已经产生了足够多的抗体还需要打一个问号。在这个“问号”的作用下，对田康的后续处理就得更加小心。之前，国内已经报道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康复者核酸“复阳”的案例。
虽然这些“复阳”案例在孙立恩看来并不需要太过紧张，但这并不妨碍众多民众的担忧。为了让这些康复者在出院后能够更好的回归生活，这样的“复阳”病例数量必须被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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