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三知道冯自用这帮人来干什么，无非就是文官想要压制武将而已，其他什么重蹈唐末覆辙都是说辞而已。
不过这些臭老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宋代以前各朝各代却是没有好的办法约束统兵大将。在皇朝初期，各个太祖高祖本人就是领兵大将，自然能控制住手下。但是到了王朝中后期，那些统兵大将没了和皇帝并肩战斗的情谊，同时皇帝也不是战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再加上王朝后期各种矛盾突出，还需要武将频繁的镇压各地叛乱，所以赵匡胤玩的那套黄袍加身就成了常事。
赵匡胤上台后害怕手下大将学习自己在玩这一手，所以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算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这只是解决眼前问题，只要到了王朝后期，战事频繁，统兵大将还是不会受皇帝控制。
所以赵匡胤开创了一个影响后世的制度，就是重文轻武！当然赵匡胤制定的这个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利用文官来欺压武将，而是从上而下的一整套制度。
宋代兵制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军是中央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皇室、京都和镇戍地方。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即着手整顿禁军，裁汰老弱，补充精壮，又下令各地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
赵匡胤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将“殿前都点检”等禁军高级将领撤销，设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别统帅禁军，“三帅”皆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任，他们只有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并且时常调动。
同时设置枢密院，掌发兵之权，使将兵权和发兵权分离，二者相互牵制，最后听命于皇帝。同时，在禁军的驻屯上，又采取了“内外相维”的方针，禁军的一半驻守京师，另一半驻全国各地，边境上只有少量禁军，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对于削弱藩镇势力，加强军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守内虚外”的方针，致使北宋在对辽夏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赵匡胤解除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开始用文臣知州事。对于拥兵割据的大藩都借故把他们调离，或使其遥领他职，死后也不许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文臣代替原来的武将。重文轻武成为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赵匡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继续实行这个方针，是谓“兴文教，抑武事”。这样，文臣代替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最后一条就是行“更戍法”，所谓“更戍”即更换戍守地点，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将领把士兵变为私有资产，使军队的屯驻地点时常更换，而统兵将帅却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名义上是让士兵“习山川劳苦”，提高素质，实质上是“不使上下人情习熟”，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兵将分离的局面。这一措施虽然限制了将帅拥兵自重抗拒中央局面的出现，但也带来了军队不能认真训练、作战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弱等弊端。
不过还是那句话，中国自古以来的问题就是内部问题，至于外部问题根本不能动摇皇帝的统治，所以那些军事上的小小失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几项政策的实行虽然让宋朝军事实力有些退步，但是并没有大规模退化，南宋在襄阳和四川顶住蒙古人的进攻五十多年，进一步说明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成功性。
明代朱元璋承接宋制，只是老朱没有耐心玩杯酒释兵权那一套，老朱是个急性子，直接玩人道毁灭，武将都杀光了也就没有什么武将不听控制的事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崛起，这些文官天生和武将不对付，再加上皇帝有意无意的纵容，所以到后期二品总兵看到五品兵备道跪地磕头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过明代文人领兵也出了几个出色的将领，比如中期的王阳明，后期的洪承畴、孙承宗、孙传庭等人，这些人在行军打仗上半点不次于国朝初期那些名将，只是天下大势如此，几个出色的将领根本不能改变明王朝已经腐烂到底的现状。
到了朱宏三建立新明朝，他手下那几个将领半点不次于历朝历代*开国时期的将领，钱勇、赵国栋、王进宝、赵国良、马昆、周玉都是悍勇之辈。但是朱宏三却没有朱元璋的担心，害怕自己死后这些将领不受控制。
道理很简单，现在朱宏三的军队是全火器军队，如果没了后勤补给这些军队手中的火枪和烧火棍差不多，同时负责后勤生产的所有武器工厂、火药厂、火炮厂、船厂都在朱宏三的控制下，再加上朱宏三在军中还有严密的眼线，所以朱宏三并不害怕手下将领有什么二心。
朱宏三这么想可是以冯自用为首的文官集团可不这么想，要知道朱宏三手下这支军队战斗力强横，当年在南昌马昆的两万人对上多尔衮的二十五万大军，竟然一战而胜，这实在让文官集团大跌眼镜了。
在建国初期有一个满清共同目标要对付，文官集团也没办法给武将集团下绊子，可是等共同的敌人被打败了，那就是耗子动刀窝里反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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