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仁率部入城第二天，流言就起来了。
说是张守仁要调集大量的粮食做为军需，有这么一个消息，城中不少米行粮行都是紧急提价，到傍晚天黑之前，城中的粮价已经涨了五六倍还多。
原本精米是一石四钱，未脱谷的是一石三钱，结果一石精米和面到了傍晚时，一直都是涨到二两以上，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地方是有价无市。
粮食是根本，现在也正是青黄不接最严重的时候，粮价早就该起来了！
这件事，又涉及到国朝的一大弊端，也就是夏税制度。
国朝赋税，原本只是收取本色，也就是收粮，有一些地方只收布匹，也有一些地方只收绸缎，国初时候因为蒙古人的掠夺和□□，加上几十年的战乱，金银铜等贵金属消失殆尽，而民间经济也十分萧条，在那个时候，明太祖定下的经济政策都是保守和与民休息的，当然也包括财政制度和赋税制度。
为了与民休息，国初时只征收实物，而且不经户部统支统收，小民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解额自己去完成。
比如一亩地是三升三合的赋额，到了夏税征收的时候，松江的农民就得自己推着小车，把粮食送到在扬州的卫所里头去。
或是浙江的农民，把夏税粮推至南京的京营仓库的库房。
这样做法初衷是不扰民，当然实际效果是加倍的扰民。后来实行条鞭法，虽然户部仍然不能统收统支，各地仍然自行其事，但好歹是把粮食改成了折色，也就是白银征收，其中还包括一些力役杂收，无形之中，算是帮农民减低了负担。
在实行之初，效果可能是如此，但国朝的东西，一旦是吏治不清时，一切就会走了样子。
到明末时，粮商在夏税前青黄不接时故意抬高粮价，多赚利益，使农民不得不典当家财，勉强维生。等夏粮下来到了交税的时候，粮商再故意贬低粮价，使急着交税需要现银的农民又得多受一茬罪，把粮食三文不当两文的卖出去，在被朝廷剥削之前，先得被大商人们剥一层皮去。
这些粮商和官府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实力雄厚，农民被剥削也没有办法，加上驿传和杂派等额外的加征，一到收赋税的时候百姓被迫流亡的事情极多，这也算本朝一大特色了。
其实这事儿就是一个常平仓的事情，青黄不接时放粮，收夏粮时官府以平价收粮，一收一支，百姓就减少了很多损失……可惜的是，□□不愿为，清官想为也无计可施。
这又是拜明太祖的制度所赐，地方上根本没有什么办公经费，也不可能有少则几千两多则数万两的公费来做这样的事……
这两年的夏税征收前后，因为商会的存在，对济南一带的大粮商都有很多的约束，虽说有不少别的来钱的门道，可是旧有的大利就在眼前，伸手可得，为什么不能赚这笔银子？
这件事，和牙行一样，也是有不少官绅甚至是官员插手其中，这两年来，张守仁固然是调度着商会这条大船行进，可是同时之间，也是给自己招惹了不少的积怨啊……
“一群龟孙，王八蛋！”
“驴行的混帐，你们想想是谁帮着你们有今天？”
“想把祸水往大将军身上引，瞎了你们的狗眼！”
粮价一起，自然引发全城的轩然大波！
济南城已经是物阜民康，太平了两年多，刘泽清进城和商会的一场大乱战都只是在一隅之地，没有波及全城，甚至没有影响到物价。
而刘部已经撤走，张守仁率部入城之后，城中却是突然出现这样的大规模的物价波动，其中的弯弯绕也是根本瞒骗不住百姓……这不，各大粮行之前，不仅没有预料中的对张守仁不满的声音出现，相反，有一些故意诱导的人刚一出声，立刻就是被百姓们骂了个臭死。
躲在粮行里头的王东主一行，个个都是面色苍白，模样都是十分难看。
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张守仁得济南民心居然是到了这种地步！
和大明很多城市一样，百姓家里多的是有十天半个月的存粮，那是精细会过日子的，少的就是无隔夜之粮，每天都得买。
后世人可能难以想象，其实在当年就是这样的情形为多。因为那些做短工的，扛力气活的，一天的收入可能是二分到五六分银子，或是一百多铜钱。这些钱，扣掉必须拿出来当应急款的，剩下的正好也就是一家人的嚼谷，想多赚一分银子，就意味着得多做一个时辰的活。
很多影视上的大侠一出手就是一锭大银，那是搞笑，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就是每个百姓都得为一钱银子奔忙数日，为了一两银子奔忙十几二十天，一个城市居民，一年的净收入也就是十两八两银子，还得是会点手艺，而且善于理财，家中还多是壮年无人生病的，不然的话，想落下这笔银来都是困难。
临街的铺子，典四间下来做营生，典费也就是三四十两，一幢一进的小院，门房加左右厢房和正房五六间屋子，买下来就是五六十两银子，这已经算是很体面的房舍了，那些沿街的平民百姓的自建房，十两八两就够买两三间了，只是有一些寒碜的很了，连灶间也没有，想洗脸都得到小吃铺子里头去买去，不过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宋明之际的城市民居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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