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税亦要讲经济。而税之经济与否，通常率指行政方面而言。假使一税，课征需设立专业部门，而其设立行政机关之费，为数甚巨，此后按期所收之税，尚不足以偿付巨额创办费，则此税之征，可谓不经济已极。唔，此种税收，固属甚稀，然某税之收入，仅稍溢于其课征之费用者，古来不鲜见也。明季以来诸多苛捐杂税，除稍充国库外，大部为贪官污吏及征课之胥吏所得，于国整体有大害，民众苦不堪言，终酿成倾覆之祸。”黄汉华的办公室内，两人的对话仍在继续。
“采用新税之时，亦要视其是否能见诸施行。有在理论方面极为公平而一付施行，则困难毕露者。大凡各种税类，欲求完全易行而无阻，殊属甚鲜。故采用之时，宜计其大。即令一税种，在其最大范围内可以适用，其不能行者，仅限于一小部分，则国家可采而行之。第采行之时，对其困难之处，稍更易其原则，使损失之数，不在纳税人而在国家，即可于公平原则无伤。例入本朝农人之税，只限于田，其个人农闲打工所得，因无法确定，征收费用又高，故任其不纳，此中国家固有损失，然于民有益，故不课征也。若类前明朝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税吏又猛如虎，催课甚急，民人暴起亦属正常。”
孔大辉仍在侃侃而谈，服务员们却在秘书的引导下鱼贯而入，端来的今天的工作简餐。当然说是简餐，可以黄汉华副部长之尊，自然也“简”不到哪去了。清蒸无须鳕、红烧白虾、烤小牛排、蛤蜊豆腐羹、炒青菜，外加一份西红柿蛋汤，对黄某人来说确实比较简便，属于工作午餐的性质，但对于普通公务员及窗外大街上无数的工薪阶层而言，不是吃不起，而是不能天天吃罢了。
对他们而言，西班牙基多检审法院区进口的白虾、纳米布沙漠近海的无须鳕、拉普拉塔鲜嫩的小牛肉、智利名菜蛤蜊豆腐羹，都是节日时才会在市场上买的打牙祭的菜，平时吃一些从南方潘帕地区运来的腌牛肉、巴塔哥尼亚的咸鱼、廉价的咸水湖养殖的红虾就了不得了，像黄汉华、孔大辉这类高级公务员这样大吃大喝，确实是不敢，也没必要。
或许会有人吐槽东岸政府吃喝之类的行政开支浩大。这类花费不低的“简餐”就不说了，每个有点级别的官员办公室内都有酒柜，提供从红酒、白酒、啤酒到咖啡、茶之类的各种饮料，且品质极高。而且，很多抽烟的官员（可以说是大多数）也可按月领取从北美进口的上等弗吉尼亚烟丝，可以说除了没有鸦片提供外大部分市面上能见到的东西都有了。
之所以如此，或许和东岸政府——尤其是中央各部委——中高层官员普遍出身建国者家庭，生来豪富，习惯高品质享乐生活有关。这样的人，你让他顿顿吃土豆、啃咸鱼，确实有些不太可能，他们甚至愿意自己贴钱采买各类食品烟酒茶什么的，也不愿意降低其生活品质，这就是现实。
孔大辉是黄汉华的心腹，二人在广州时便一起共事，因此在自己东主高升后，他也是水涨船高，现在已是副局级干部，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更别说，黄汉华现在亦有很大的可能接替一年中待在疗养院比办公室时间还要多的王炎，成为分管财政系统、税务系统和贵金属管理总局的委员，那可就是一步登天了，前途想想都让人头晕目眩，神往不已。
因此，孔副司长现在也是部里一个不大不小的红人，即便一些祖上是建国者的官员也对他较为客气，称兄道弟的不在少数，因此他平日里的用度、享受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中午吃点“简餐”，开一瓶好酒，饭后喝点香茗，确实不算什么，司空见惯了。
当然他有时候也会感慨。前明时广东亦算富庶省份了，贸易发达，商业繁盛，但除了一些位高权重之辈外，又有几个能像这东岸官员信手一筷夹起的菜肴里，便有来自南洋的香料、来自波斯的调味品、来自印度的胡椒以及其他一些产自极远之地的物事呢？明朝皇帝最喜欢说朕富有四海，但这在孔大辉看来不尽不实，东岸的统治者们才是真的富有四海。
两人就这样一边吃一边聊，很快就将话题转到了新增什么税种上面，孔大辉老于实务，提出了一个类似后世资本利得税的税种，即对股票、债券投资获利的行为进行征税，且不但股息、分红要征税，买卖股票价差获利亦要征税。说白了，这个就是冲着如今青岛、西湖两大市场上越来越红火的金融业进行征税，以充实国库。
其实，这种证券、债券投资获利征税，其实早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就已经进行征收了。当然这仅限于理论上，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统计困难等因素，实际征收很难，瞒报漏报的情况极为普遍，国家白白流失大量税款。
这次孔大辉提出，干脆将其单独列出，单独征收，并且由工商部门进行配合，如强行要求所有股权变更都要上报详细交易资料，并由税务部门进行评估，确定实际征税之数额。如果没有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提交资料的股权交易行为，国家概不承认，未来产生纠纷时亦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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