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家家，百样图卷难描画；
城城市市，万紫熙攘映千红；
……
国安似金瓯，地盛赖凤城。
以上是越南著名诗人阮晋安所写《凤城春色赋》中的一段。阮晋安活跃于黎朝时期，彼时越南国势已经开始衰颓，叛乱、谋反四起，但地方上的经济却还过得去，百姓们的负担也不算很沉重，因此还是有一些繁华之色的。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越南已经陷入了南北朝混战的状态。北方的郑主和南方的阮主在断断四五十年间打了七次大战，搞得商业凋敝、民生多艰，越南的经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了下去，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十多年前，南北双方终于打不下去了，最终签署了和平停战协议，划定了疆界，进入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外国商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战区做生意的日子实在太令人心惊胆战了。那些杀红了眼的越南军兵们随时都可能把枪口对准前来贸易的商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如今南北弭兵，郑主和阮主都分别发布了发展农桑、鼓励商业的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而外国商人们，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从各处追逐而来。
“一百多年前，越南的君主还是一个尊奉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劝课农桑，鄙视商业。本来在14世纪兴盛一时的越南瓷器出口，到了15世纪末时就开始了急剧衰落，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参与到繁盛的国际贸易中并不怎么热衷。外国商人经常被拒之门外，或者遭到严格的近乎人身侮辱的检查才允许入。船上的货物也受到很多贪婪的官员的觊觎，经常被以各种借口没收。”会安港内，某艘商船艉楼甲板上，一位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正在说话。
“曾经有位英国商人因为不公平待遇而向越南国主提出抗议，越南国王直接回应‘汝等来前，吾已为东京之君；汝等去后，吾仍为东京之王；外国物品，吾国一无所求’。”这位中年男人继续说道：“说这话的越南国王很自信，因为他治下人口众多（越南北方人口尤其多），农业上自给自足的缘故，因此虽然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对外贸易却并不十分发达，令人颇为感慨。”
“不过在南北朝分治后，人家不敢如此了吧？”另一个稍年轻些的声音问道。
“也就稍好一些罢了。”中年人继续吐槽道：“而且多集中在相对势弱的南方。南朝开国之主阮潢就在会安这里设立外贸中心，彼时欧洲商人称之味‘海铺’。在那个年代，欧洲人、中国人、日本人蜂拥而至，在这里交易货物，然后销售到别的地方去。会安的贸易一度十分繁荣，名气也很大，给阮氏政权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但即便如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阮潢对此仍然不太好意思，他曾经就写信给日本朋友，说他的国家‘乃诗书礼仪之国，非市货汇集之地’，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离不开会安贸易带来的收入，大力支持海外贸易，但我内心中对这种背离圣人根本的行为是鄙视的，这只是权宜之计。”
“儒家文化圈，对商人的鄙视和压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一个四平八稳的封闭社会，是无法有效提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便萌发出来，也会被深沉厚重的社会体制给压制住，工业上获得的利润没法投入扩大再生产，只能到乡下起豪宅、买天地，或者干脆铸成银冬瓜埋藏起来。这样的国家，迈向资本主义的速度只怕慢得令人发指，除非外力将其打破。”中年人仍在不停地说道：“越南的海外贸易获得发展，不也是在南北分治时期么？郑主、阮主打来打去，见识到了火枪、大炮的好处，见识到了新式战法的利害，明白不能固步自封当井底之蛙了。而且，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巨大的财政上的负担，也迫使双方开始寻求海外贸易的发展，不然怕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为对方击垮。越南如此，其实中国大陆何尝不是如此呢？”
说到这里，中年人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没必要。大家都是刚从中国离开的，什么不懂啊？想当年清国人平定北方、席卷南方之际，也是比较愚昧的。可接下来几十年间，被东岸人四两拨千斤地挑动了一下局势，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之后，这些起家于北山黑水的人也明白了。他们开始不再排斥对外贸易，不再排斥外国人，相反对此还很热衷。以清国为例，因为长江流域在东岸海军威慑范围以内的缘故，他们还在灌河河口营造了新的贸易中心，可见其对外交流的迫切心情。
而如果说清国因为和士绅结合得较为紧密而导致开放得不彻底的话，那么扎根于湖广、江西一带的泥腿子政权大顺，在这方面就要强上许多了。李顺政权的高层都没学过什么圣人的微言大义，对空泛的大道理也不是十分感冒，属于只看“疗效”，不听“广告”的主。什么有利他们就推行什么，什么阻碍生产力发展他们就废除掉，千方百计提高全社会的生产能力，力求将创造出来的每一分财富都投入到军事领域中去，从而能与体量比他们大得多的清国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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