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这些外国记者报道对华军不利的消息，华军对记者们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记者们基本上只允许在东京城区活动，不能走出警戒区，华军的理由是外面正在爆发疫情，为了记者们不被不知名的病菌感染，因此要对记者们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记者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东京看到的情况向国内报道。
有了各国法官和助手的加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本上成型，于是这个法庭开始了工作，许多司法工作者被派往朝鲜、辽东半岛、西伯利亚、青岛、威海、湾岛、琉球等地收集证据、寻找人证物证，毕竟只有搜集道足够的证据才能将那些战犯定罪。
除了从以上这些地方寻找人证物证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和司法工作者还前往日本各地寻找证据，日本军方秘密档案管理局受到了这些法官和司法工作者的光顾，他们在秘密档案管理局找到了大量的日军残害朝鲜人、华国人、琉球人和西伯利亚的俄国人的罪证。
法官们还找到了许多随军的日本女人，这些日本女人在战时随军队出发，她们的作用就是为日军士兵解决某些方面的需要，很多这样的日本女人死在了外面，能够活着回来都是命大、身体极好的。这些女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和司法工作者找到之后都表示愿意出庭作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罪行。
在日军残害的人当中，只有湾岛和辽东半岛的最惨，这两处地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因此日本人对这两处地方残害次数最多，日本残害最惨的要属朝鲜，毕竟日本在朝鲜统治了十几年的时间，日本曾经在朝鲜大规模残杀反抗的朝鲜军民，还经常搞大屠杀，朝鲜至今都有很多空无一人的村落，村落里只有累累白骨，而没有一个活人，这些都是日本人的罪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当年遭到日军屠杀、残害的幸存者，邀请这些幸存者前往东京指正日本战犯的罪行，这些幸存者本来以为没有机会报仇了，本来以为冤屈就此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却没有想到日本人终于遭到了报应，因此这些各地的幸存者纷纷表示愿意前往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日本人做下的恶事毕竟时间不是很长，存在的痕迹还很多，还有大量的幸存者和罪证都保存了下来，法官们和司法工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这些证据找出来。
日本那些战犯，特别是东乡平八郎等这些刽子手在被捕之后听说他们将要被审判时都吓坏了，他们立即要求与家人见面，这是被允许的，毕竟犯人有要求见家属的权力，这些战犯、刽子手指示家人聘请名律师为他们打官司，如此一来，那些在东京活动的各国自由著名律师们终于有生意上门了。
这些战犯都可以请律师，当然华国当局、朝鲜王国、西伯利亚俄罗斯人代表都请了很多很著名的律师作为起诉方律师与辩护方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辩驳，日本那些战犯们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逃脱惩罚。
而在日本的战犯当中，对于是否要将日本大正天皇当做战犯进行审判的问题引起各国法官团的巨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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