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介绍班”可以做之后，两家人又开始各种跑。
韩治军负责去打听怎么在研究所大院儿里搞个办公室，其实他们不授课完全可以不搞教室，但大院儿那儿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很多工厂企业的领导都会去，他们面向的就是那些工厂领导，一传十十传百对他们有广而告之的好处；再者韩治军也想了退路，万一“介绍班”不成功，他们还能退而求其次在这里办个讨债学习班什么的，忽悠人他还是十分有一套的。
郑爷爷则想办法去搞那些有经验的技术职工的家庭地址，郑平和程宝丽就一起跑那些技术职工的家，有时候甚至等在人工厂门口等着，对于去乡镇工厂甚至小工厂干活儿，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人听到能多赚钱就很开心表示可以去，有人谨慎怕丢现在的铁饭碗立刻拒绝，也有人表示可以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看看，还有人甚至觉得他们两个是夫妻档的骗子。
反而是很多已经退休的技术工人表示很乐意出来，反正他们已经退休了，闲着也是闲着。
名字年龄，家庭地址，会什么技术，空闲时间，最远能跑的地方等等基本情况，郑平都用个专门的皮本子记下来。一统计，其实愿意多赚钱的人还是不少的。
韩治军打听了消息，原来大院儿还是研究所的，要办个大教室要走点必要的流程，他甚至打听到原来大院儿里的那几个“讨债班”都是没证的，但研究所有学习课程，那些讨债班都借了研究所课程学习的名义，上头即便来查，也是研究所担着，而那个研究所的面子据说还挺大。
打听完了消息，韩治军就带着陈灵灵开始跑关系，之所以带着陈灵灵就是因为她在人情世故方面的能力十分彪悍，该送什么该说什么她都门儿清。
当然在郑海洋看来，关键还是这个时候的人比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人要“淳朴”，花花肠子没多少，大部分都是送点小礼就愿意办事儿的，毕竟这个时代的人哪怕是当官儿的都是从贫穷年代过过来的。
手续走得很顺利，韩治军花了点钱弄了个中型会议室，不大，但旁边还有个办公室，里面桌子椅子都齐全，韩治军又花了好些钱办了个座机电话，虽然贵一点但方便需要的人打电话咨询。
接着就是想介绍班的名字，想个有意义又洋气的名字，几人讨论了很久没结果，最后程宝丽道：“就叫‘一洋介绍班’，韩一的一，郑海洋的洋。”
韩治军一拍大腿，“这个名字好，不俗气，就这个名字！”
忙活了一个月，韩治军穿了他最宝贝的一套西装，和郑平一起开始跑工厂，这次再也没有人拦着他们，几乎都见到了厂里的领导，尤其是那些亟待发展的乡镇企业，有些甚至是省城下面一个小镇上的领导在招待他们。
郑平手里的小皮本上详细记载了那些愿意出来提供技术支持的工人的名字和情况，他们跑了相应的工厂，表示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而很快就有一家乡镇工厂投来橄榄枝，表示需要合作，他们需要技术，更需要发展。
这个年代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规范可言的，很多人合同都不签，口头上一个承诺就作数，韩治军留了心眼儿，还是以个人的名字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是“一洋介绍班”的第一份生意合同，白纸黑字写明“一洋”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一周四天，一天六个小时，一周保证提供二十四个小时的技术支持，一个月按照30天算，费用头三个月月付，次月月初结算，三月之后提前支付。
而“一洋”也和相应的两位技术工人签了合同，确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酬劳，以及“一洋”的抽成费用，工人的工资由他们负责发放。
从一开始韩治军和郑平就确定不会隐瞒抽成，也明白隐瞒不了，工人在工厂工作，一打听很快就能打听出来，他们公开，就是直白告诉别人他们做的是一种中间人的买卖。
郑奶奶有些忧心问道：“那万一等半年合同时间过去了，工厂不从你这里找人了，他直接找那个工人，你不是抽成拿不到了？”
韩治军笑：“如果能做半年，那‘一洋’能掌握的信息就很多很多了，到时候哪里有技术人才哪里有需求，我们‘一洋’掌握得最多，到时候就不是我们上门找别人了，就是工人和工厂来找我们求介绍拉线。好比城北的人不会知道城南有什么乡镇工厂、又有哪些工厂缺人，那找我们，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企业适合他。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壁垒。”
信息壁垒？郑奶奶不懂，只是似懂非懂茫茫然地点点头，但韩治军还有后面半句没讲——我们赚的就是快钱，什么能赚钱做什么，现在政策不稳定，也许半年之后我们赚了点钱改做其他的东西了。
就这样，随着第一笔合同的签署，“一洋介绍班”跨出了第一步，而这第一份合同，他们就抽了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月六十块，相当于郑平在老家油厂半个月的收入。当然，这笔合同里本身给技术工人的工资就很高，一个月有好几百，比他们在原来厂里拿得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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