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每次皆不能开花结果，是资本力量还太弱小，没有向地主集团争取话语权的资格和勇气。甚至，中国农业社会的规则太过于顽固，使得很多拥有资本的商人，大多是选择回归乡村变成了地主官绅。
当然，“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特区政府税收制度的新机遇。按照洪武皇帝颁布的税率，钢铁冶炼的税率是“三十税其二”。比之普通的商业税“三十税其一”，要高了一倍。也就是说，钢铁厂能够征收6.66%的税率，这是政府税收的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明朝如果能严格按照6.66%的税收，对全国的钢铁工厂进行征税，那么大明朝廷的财政根本不会缺乏。
明朝一年钢铁冶炼的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两白银的价值，按照法定的税率，理论上可以征收到260万两税银。
但是，明末的矿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省仅能收到几千两矿税，全国的矿税加起来收到的不超过20万两。而之所以税制败坏至此，也是因为明朝士大夫与皇帝利益不一致。士大夫们与地方豪强勾结，以抗税漏税为荣。朝廷向地方上的豪门收取合法税收，则被认为的鱼肉乡民。最终，豪门抗税节节胜利，朝廷不断废除所谓的“恶政”。然后，底层的农民就活不下去了，有钱人都不交税，自然就将负担压在社会底层。
说句诛心话，自古叫嚷不要与民争利者，皆是豪门权贵。因为，自古以来只有权贵是“民”，老百姓是泥腿子，一般是被忽视的。
真正意义上讲，与泥腿子争利，才是罪大恶极。与“民”争利的行为，要大大鼓励，因为从“民”身上刮到更多利益，泥腿子们的负担就轻了。而且，朝廷不与“民”争利，就意味着朝廷已经被这些“民”控制了，真正底层的泥腿子们就会遭殃了。
古代任何一次朝廷向“民”妥协，都是亡国的朕兆。这些占据全国人口不足10%的“民”越是被喂饱了，国家就朝亡国的深渊迈进了一大步。
天津的特区，征收矿税、商税，其实仅是严格执行大明的税法。这年头，除了特区以外，恐怕没有那个地方政府在认真执行理论上的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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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明末，最初一段时间肖图白一心想要逃到南方。但是，随着对于天津的经营发展后，去南方的心思逐渐淡了。
让皇帝分身去南方，仅是为了掌控住中央的权势，利用皇权来给特区的发展保驾护航。此时的肖图白，对于明朝的文官、武将，皆无所畏惧。
事实上，连满清肖图白也并不是很怕，更别说其他的军事威胁。
正常情况下，皇家新军野战中，能与清兵一比一战损。有工事可守的情况下，皇家新军能抵御5倍以上鞑子的进攻，并且在防御战中，让鞑子流尽鲜血。
如果不是满清拥有20万八旗兵，以及能够从蒙古调动30万仆从军队，在人数上拥有巨大的优势。肖图白早就提兵去北方扫清伪清势力。
连亚洲最强盛的满清军事集团，肖图白也丝毫不畏。更别提农民军和明军了。
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战斗力其实很渣的！之所以剿不灭，是因为天灾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每次农民军被杀的七零八落，又会有新的破产农民加入。也正是李自成他们并非是硬仗锤炼出来的，而是天灾帮助才造成的声势，所以遇到关宁军和满清军队，短短几个月就就迅速席卷天下变成灰飞烟灭。
而明军在数量和规模上，此时拥有150万人，但是分散全国各地驻守。一次最多能够抽调出20万机动的兵力。而且，大明至少有一半是军阀化了，在名义上有朝廷大义压制，令他们不能合法对天津产生威胁。
哪怕军阀部队冒着天下大不韪，进攻天津特区，恐怕也会陷入目前20多座大型棱堡城市群组成的屠宰场中。棱堡之间，交叉活力向城外任何一处空隙投射子弹、炮火。进入了棱堡群，哪怕有十倍军力，也之只能不断承受饱和火力的地毯式屠杀。
葛沽、咸水沽的棱堡，已经初具规模。而汉沽、塘沽的棱堡，还在破土动工，未来关是这四个地区的棱堡，加起来恐怕会超过60座。这将成为远东最恐怕的棱堡要塞群。当然，棱堡仅是外层有城墙，内部还是花园式的工业城镇。完全按照几何图形规划，如果能够从高空俯视，每一座棱堡，皆是一座建筑艺术的精品。
虽然，棱堡的城墙，对于交通是有一定程度的妨碍。但是，为了军事安全的目的，棱堡城墙，是利大于弊的。
“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肖图白天津的防御能力有信心的标志。否则，他也不敢将“坩埚钢”这种逆天的工艺提前弄出来。
肖图白对于天津周边安全形势的信心，除了因为棱堡之外，更重要的是军队本身的素质和特区的军事动员潜力。
以皇家新军和天津水师为主力的特区军队，除了采用近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之外，更重要不断有退伍老兵，加入机关、企业、学校，担任“体育”、“军训”教官。整个特区不断兴起的工厂、学校，每个月皆会抽出3天时间，让学生、工人进行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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