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听了吕布一通长篇大论,目瞪口呆,他恍然明白了一些自己原来一直搞不懂的事情,他原来一直认为儒学那么完美,为什么独尊儒术的大汉竟走到这步田地,为什么那些饱读经学的世家子弟们做事毫无孔圣所言的仁义,为什么董仲舒改良的儒学是儒家为皮法家为里,他现在终于都明白了。
吕布看了郑玄那目瞪口呆又似有所悟的表情,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阐述起自己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认知,以吕布看来,响鼓就要用重锤,想要彻底让郑玄接受自己的思想,就要多加灌输:
孔子囿于自己长幼尊卑有序、下级不能反对不能指责上级的等级观念,他不能也不敢说出对恶的惩罚,他只能无力地向上层权贵宣扬他的道德观和周朝礼乐,当上层权贵不听他那一套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离开。孔子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舍弃鲁国,舍弃鲁君,带领徒子徒孙,去鲁国之外寻求发展。
如果孔子勇敢一些,在提倡君君臣臣的同时,也勇敢地面对君不君的情况,勇敢地思考如何处理君不君的情况,那么,他或许能认识到等级制度是不可行的,是错误的。可惜,所谓的圣人不过和绝大多数凡人一样,也是遇到困难变成头插在沙子里的鸵鸟,不敢直面自己的理论难题!
圣人在实践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理论,如果严格按照等级理论来说,孔子不应该逃跑,应该忠于生他养他的祖国—鲁国和鲁君,他应该像后来的董仲舒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孔圣人不敢在国家体制问题上发出人人平等的呼声,可是,他在人际关系上确确实实发出了人人平等的呼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喊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未必明确赞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可是,他凭本能说出来的话,切切实实代表了人类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质就是人人平等。否则,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高级对低级拥有控制权,高级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完全可以“硬施”于低级。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上层权贵对老百姓实际施行的一直就是“硬施”。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可以“硬施”于他手下的官员,皇帝手下的高级官员还可以“硬施”于低级官员。
在皇帝那里,治理百姓称为“牧民”,百官之下级官员称为“牧民之官”,百官之上级官员称为“牧官之官”,州之长官称之为州“牧”,这里的“牧”字用得实在太贴切太形象了,上级对下级。就像人类“放牧”牲口一样,牧人也会管理自己的动物,也会爱护自己的动物,也会让自己的动物性-交以繁衍后代,但是。当牧人需要的时候,动物必得被宰杀以享主人。
孔子想要维护等级制度时,他发现等级制度有根本性的缺陷,他在面临君不君的情况时不能自圆其说!可是。他心里又觉得,如果大家各就各位。保持好君君臣臣的本份,那么,世界将是美好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孔子明确维护的等级制度是相冲突的。
孔子面对自己思想内核中的冲突和不和谐,找不到出路,纠结不清,那时候的孔子并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他看到的是:
一,如果严密维护等级制度,那么,当处于等级顶端和高端的人“君不君”时,问题立即陷入无解。这不但是想当然可得到的推论,也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所证实的。
二,如果放弃维护等级制度,那么,天下政治会立即陷于犯上作乱的混乱状态。这不但是想当然可得到的推论,也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所证实的。
孔子肯定知道严格维护等级制度不可行,可他又觉得完全放弃等级制度也是不对的,孔子纠结于维护等级制度和放弃等级制度之间举旗不定。
当孔子发现在行动上无法继续坚持等级制度时,他也会以实际行动放弃维护等级制度,就是离开鲁国,这虽然不表明孔子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却绝对表明孔子没有遵守等级制度的要求。
孔子在不能自圆其说的纠结中,找到了一条似乎能自圆其说的玩意,那就是“中庸”。中庸这个思想绝对是儒家思想中最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可是,让精通儒家思想的人给中庸下一个明确定义,或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从孔子到现在,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出了无数儒家学者,可是,包括孔子在内,还没有哪怕一个人把中庸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中庸,在儒家文化中重要无比,却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孔子提出中庸的目的是想让自己思想体系中完全对立的两个思想融合起来,以便他的思想能够融会贯通,不再纠结。可是,孔子不知道的是,维护等级制度和放弃等级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根本不可能合二为一。正是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家学者根本没办法给中庸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明确说明中庸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中庸这个词永远只能意义不明、神秘莫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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