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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建国之初，女真诸部尚未形成国家，散布于高丽的西北境外，对高丽行朝贡之礼，双方大致保持了和平的关系。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女真崛起时为止。
至女真建金前后，女真诸部联盟与高丽的战事渐多，高丽对女真也可以说是对金国的外交政策，也一再地加以调整——在短短十余年间，审时度势，高丽对女真完成了从视其为朝贡之边民至对其纳贡称臣的大逆转。
随着金国灭辽败宋事业的成功，高丽不得不重新考虑对金国的政策。
作为一个小国，高丽其实已经习惯用称臣来换取和平。
当然“事大”绝非光荣和值得骄傲的事情，对本来藩属的女真称臣，更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然而，金灭辽，又大败宋，完成了蛇吞象的蜕变，变成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王朝。
这不是高丽想不面对就可以不面对的。
一直拖到了靖康元年，随着金国的不断逼迫，高丽仁宗王楷，终于召集百官询问，是否事金？
文武百官都不同意，还有人嚷嚷着要联宋抗金。
可很快就传来，完颜宗望兵围汴梁城并从汴梁城勒索到了大量金银一事。
见此，高丽大臣李资谦极力劝说王楷朝奉金国，并向王楷上书说金国有不得不朝奉的势头。
李资谦说：“金国前番一小国，朝奉辽国与我国，今强盛而起，灭辽，又图灭宋，国家富强，兵力强大，且日益更强大，又与我国土接壤，若不服从，必遭灭国。”
李资谦又说：“且小国侍从大国，自古皆此，故而最好先派遣使者去探询。”
李资谦乃王楷和其父王俣的双双岳父（即李资谦先将他的长女和次女嫁给王楷之父王俣，次女生下了王楷，李资谦又将其三女和四女嫁给了王楷，换而言之，王楷娶了他自己的亲三姨和四姨，王俣、王楷父子是名副其实的连襟），又是当朝太师，权倾朝野，他力主像金国称臣纳表，王楷也只能接受李资谦的主张。
然而，高丽最终决定向金国进献纳誓表，最主要还是得力于金国的使臣韩昉等人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和高丽朝廷内主张“事大”外交的金富仪、金富轼等人的推动——金富仪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以重视功利主义为特色的“事大”外交思想和策略，他们的努力为高丽成功取得保州一地铺平了道路，并最终通过事金而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保州之地。
总而言之，目前高丽的国策就是向金国称臣纳表。
在这样的政治主张之下，王楷自然而然的就驳回了韩擎跟高丽买粮的请求。
不仅如此，王楷还下令驱逐韩擎派去的商队。
而日本方面。
自唐以后的将近三百年时间里，日本一直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是空前，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随着盛唐不再，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便有了变化。
中间的过程不去多说。
只说，到了宋代，日本与辽朝建交，便断绝了与宋朝之间的联系。
按说断了也就断了，不来往就是，可偏偏不行。
唐朝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西北内陆，便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
可唐朝中期之后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中断了这条商路，急于挣钱的民间商业团体被迫将目光放到了海洋。
由于这个时代的航海技术还不是那么先进、政权不统一、各地商人垄断等等原因，近处这几个邻居便成为了宋朝海商的主要海外市场。
而宋朝的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商业活动带来的巨大利益可以有效缓解财政困难，故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于是，有宋一朝东南沿海地区经商逐利的风气日盛。
慢慢的，这个时代，凡是有钱人，除了达官贵胄，大部分都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商人，有的巨商富贾甚至能够荣登史册。
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这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农业社会绝对是个异数。
这样庞大的海外经商活动，有的是对高丽做生意，有的是去东南亚享受热带风光，但更多的是对日贸易。
频繁的宋日经济往来让不少人长期寓居在日本，甚至加入了日本国籍。
如此，宋朝商人便承担起中日沟通的交流重担。
同时一些日本人借助中国商船对宋朝进行访问。
宋太宗年间，日本东大寺的僧人跟随宋商来到中国受到了皇帝接见。
宋真宗时期，日本人滕吉木又是跟随宋商前来朝见。
海商不断领着日本人前来激发了宋王朝与日本交往的兴趣。
于是在公元一零一三年，宋王朝主动派使者携带外交文书和礼物赴日。
日本同样规格回复，打破了两国官方互不往来的僵局。
按说，这是两国建交的绝好机会。
可惜赵家皇帝无法放下身段，认为自己是“唐”继任王朝，应该继续保持对日宗主国地位，于是在往来文书中用了“赐”这个字。
这让日本非常不满，因为对方认为两国是平等关系。
如此一来，日本人采取消极处理的态度，一封国书回复可以拖上好几年，并且所有文书往来都是依靠宋朝商人，而不派遣政府使者了，显然是不打算跟宋王朝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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