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广州还是负责征管海外诸国贡物与税收的市舶使和都监院的所在地。
唐人李肇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所谓“纳舶脚”，即对商舶征收一定比例的进口货物税，所谓“禁珍异”，即官府从进口货物中征购专卖商品，禁止商人在官府征购之前私下交易专卖商品。唐末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这些都属于官府征榷的商品。
所谓“进奉”，是指蕃使来朝所进献的贡物，顺便掌管和安排海路朝贡事务，同样也是一个很有油水的活计。而这三者构成了市舶使的主要营生和职权，也是直通大内大盈内库“人君私藏”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完全是具列在两税法的诸多田户税之外，历代皇帝用作资助国家军费、经费和赏赉开支，平衡财政出入的一大额外财源。乃至与外朝被称为“计相”的三司使麾下，户部、盐铁、度支等衙门构成晚唐国家四元财政体系得一部分。
因此，市舶之利对内库宝藏、国家财政如此之重要，以致于当初黄巢军队攻占广州、求为岭南节度使时，朝议反对之声甚强烈。左仆射于琮云：“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又谓：“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这笔直接进入内帑的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晚唐以来权威渐堕的历代皇帝，保持对朝廷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当今那位被后世称为“马球天子”“斗鹅皇帝”的唐僖宗，最好奢华游乐嬉戏而不问政事，动辄赏赐巨万而把左藏、大盈等内外各库花个精光；以至于把持朝政的权阉田令孜，直接下令在东西市征收（强抢）商人富户的财货来充用。
现在又被义军在皇帝直属的钱袋子上这么狠狠的割上一刀，日后不出问题才怪呢。
当然了，这些大都还没有那么容易到手或是可以直接利用起来；正所谓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就从最容易入手和可以先做的事情开始好了。
周淮安眼下安排下去的任务之一就是带队扫荡那些，分布在各处蕃人坊当中形形色色的祠堂和神庙，虽然早已经被打砸和抢掠过了，但在最初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气哄抢之下，还是有不少的东西因为不识货而被遗漏掉；因此，周淮安负责的就是组织专业的人手，鉴定和分别这些场所的残余价值，并且进行捡漏式搜刮的过程。
而其中收获最丰的，无疑是那些天竺人所建造的神祠、神堂了，可以说恨不得连一个小小的神龛，都用金银和宝石给镶嵌和包裹起来，而他们的神祗既多且杂，崇拜和供奉的种类名目和大小把玩物件，也是星罗棋布。
其次是波斯人的沃庙/拜火祠，虽然在外观上看起来颇为简朴，但是实际上为了祭祀火神和至高善神，他们所采用的极品都是名贵的香木和香药，还有各种做工精美金银镶嵌的祭礼器皿，多是以大件的火笼、水鉴等形制，给沉在水池和火坛里令人难以发觉。
然后才是大秦人的景庙，作为主张偶像崇拜的异端派别之一，曾经以为走上层路线而得到唐太宗以降历代君王认可和准许传道的异域三夷教之一，曾经在中土之地享受过一段风光时期，而留下了后世大名鼎鼎的“景教流行于中国碑”
因此，不但里面有着形形色色写着皇父阿罗珂（上帝）、光明圣人尊移鼠（耶稣），诸天接引使者（大天使），立道十二法王（圣徒），乃至唐太宗以下历代大唐君王在内，各种东土风格的精美神主牌位，他们同样拥有数量不菲贵金属和宝石制作的法器和供奉物件，不过工艺和外观上就要差的多了。
而在其中，最穷最破烂的无疑就是大食人的天方庙了，除了一些被砸烂敲下来的花纹壁饰之外，就在没有任何的收获了。也不是没有其他收获，十几把装饰精美的弯刀，就被我偷偷吞没了下来，全做其他发面打点和赠礼之用。
在查抄寺观神祠的过程当中，甚至发现了几个表面上打着净土宗名号，私下却是行密教法的寺院，而从中所获颇丰；
不过想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广州本来就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佛法传播的海路起始点之一，历史上包括义净、法显在内的不少高僧大德就长期往来于此；而此时的唐代正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大士，所弘扬和推广佛门密宗东派所流传的晚期；所以哪怕经过武宗灭佛而大量毁禁寺院强令还俗之后，在这海外通衢的口岸之地拥有一两所寺院幸存下来实在是不足为奇。
只是相比后来靠莲花生传入吐蕃而玉当地苯教结合起来，变得残忍和异常变态的奇葩玩意，为适应中途传教需要的唐密，实际上更加侧重于帝王将相等上层所好的养生和房中术方面；因此在扶桑僧人空海求法而渡海传到古代日本之后，就不免走上另一个婚丧嫁娶酒色财气百无禁忌的极端，而开始强调靠女色等肉身的欲望来磨砺自己的解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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