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
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只管文化、礼仪、教育，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只管官僚体系建设，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只管军事预算，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
司徒管财政和税收，司空管工业和建设，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
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分给太保管。
与此同时，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通用决策权”。
在仁武朝之前，朱元章之后，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
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
是到了仁武朝自后，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
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
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
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的直接决策权。
九卿们的主要职务，也是正式的第一职务，被确定为被分派管辖的几个中央衙署事务。
他们会成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决策团的成员。
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
大域的主官，仍然是总督、都护、提刑官、御史们，当地的绝大部分常规事务，应该由他们在当地直接做出决定，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务的比例。
否则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压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
剩余的仍然需要专门报送中央朝廷的事务中，绝大部分的常规事务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给对应的中央衙署去处理，也不能直接送给分管的九卿。
设立大域总督、都护、提刑官、御史之后，对于朝廷的各个部门而言，相当于将这个大域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省，合并成了一个更大的省。
对应部门需要联络的人员数量直接缩减了一个数量级。
大域虽然有六个主官，作为“通用决策权”掌控者的皇帝，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当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个主官的情况。
但朝廷的每一个部门，都是没有通用决策权，都只负责具体的某一类型的事务。
他们实际需要联络的人员，只是每个大域六个主官中的对应的那个。
户部负责民政，只需要联络分管的都护，经常传递公文的也肯定是都护手下的文书，不需要在意总督是谁，不可能知道总督手下有几个幕僚。
兵部负责军事预算，只需要联络总督，也不需要在意都护是谁。
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联络提刑官，也不需要理会政务和军务的事情。
对于各个部门而言，九个大域就是多了九个联络人，增长幅度完全可以接受。
反过来看，大域的主管们，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摊子事情，需要联络的部门仍然只有几个。
所以大域的事务直接送给分管部门的方式不会有问题。
这些事务到了对应部门之后，其中需要九卿做决定的，才会送到对应九卿面前。
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几个部门的一摊子事情，主要经常对接只有五六个部门的尚书，最多再加上总共十几个侍郎，以及几个经常来送文件的文书人员而已。
他们同样能够相对轻松的应付下来。
最后，只有朱仲梁和朱简炎专门列举出来的，皇帝认为应当和有必要直接让皇帝知晓，需要直接交给去做决定的特殊事务，才可以通过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
这些事务的决策权仍然留在皇帝手中，而不是交给分管的九卿们去行使。
分管大域的九卿，是皇帝与大域直接沟通的桥梁，是皇帝与大域联络的中间人。
大域的官员太多，直接找皇帝，皇帝管不过来，所以让分管九卿做中转。
最终，九卿与分管大域的直接关系，被朱简炎定性成了转达、协调、安抚的作用。
绝大部分情况下，双方不会产生直接联系。
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才会真正体现出来。
这个关系在平时不重要，在特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他们是大域官员跳过中央职能部门直接到皇帝面前的通道。
对皇帝而言，这是让大域的主官们和中央各部的官僚之间制衡的手段，也是在具有很大实权的九卿们之间的制衡手段。
如果职责对应的中央部门不负责，事务对应部门的分管九卿不负责，大域的官员就可以通过自己大域的分管的九卿，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
分管九卿和事务部门对应九卿，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
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好了实设九卿的定位之后，继续考虑的就是本土直辖省份的定位了。
总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他们的地位，确保他们拥有真正的直辖身份。
最简单直接的方案就是提升官员的品级。
本土省份布政使、都指挥使、按察使、巡按御史全都提升到正二品。
与大域的总督、都护、提刑官等主官，以及中央衙署的尚书们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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